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4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5’，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所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语出《论语·卫灵公》。也 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语出《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中篇名，记载武王灭商后，与大臣商量怎样治理商地等。3 《三坟》：相传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4 祖述、宪章：借为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5“周公”四句：语出《孟子·离娄下》。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只从《武成》篇中取两三节而已’。孔子删改《尚书》，对于尧、舜及夏朝四五百年的历史，只不过仅留几篇。这难道是再没有什么事可写了吗？而他就阐述了仅此几篇，圣人的用意可想而知了。圣人只是要去繁就简，而后世儒生却硬要把其中再加上一些东西。”

徐爱说：“孔子作《六经》，只是要去除私欲，存养天理。比如春秋五霸以后的事，孔子不想详细地展示给世人，这是应该的，至于尧舜以前的事，怎么也省略了不少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多而零散，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可以想象，那时世风淳朴，大概没有华丽修辞、注重文饰的风气，这就是太古时的社会状况，不是后世所能比的。”

徐爱说：“像《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孔子为什么都删掉了呢？”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逐渐不合时宜了。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到了周朝末年，即使想要恢复夏、商时的风俗，已是不可挽回，何况尧、舜时的世风呢？更何况伏羲、黄帝时的世风呢？虽然各国治理国家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遵循的圣道都是一样的。孔子效法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时的制度也就是尧、舜时的法则，但他们因时制政，所施行的制度政令也各不相同。那么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周公思索大禹、商汤及文王时的制度兼容并举，遇到有不合适的地方，整夜整夜地反复琢磨’，何况太古时的制度政令怎么能再用呢？这固然就是孔子删掉前代之事的缘故吧。”

先生又说：“专门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不能像三王那样因时制宜，而一定要施行太古时的风俗，这就是佛教和老庄学派所宣扬的观点。因时制宜，不能像三王一样完全遵循圣道，而是存有一种功利之心来施行，这就是春秋五霸以后的做法。后世儒生很多说来说去，也只是讲了施行霸道之术而已。”

一三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者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所三代：夏、商、周谓之三代。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国策略，后世不能再恢复了，省略了也可以。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理，后世不能效法，削减了也可以。只有三代时的治国方法可以推行。然而后世研究三代的人，不明白其本质而仅仅探讨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时的政治也不能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