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好比军队，一定要有科学、严密、合理的组织编制。因为企业是人、财、物的组合，只有具备科学合理的组织编制，这些因素才能协调一致，从而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哈雷·戴维森公司就有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结构。它的公司组织结构图是三个相交的圆：其中一个圆内写着“创造需求”，主要包括销售和市场；另一个圆内写着“产品生产”，专门负责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还有一个是“支撑部门”，主要包括公司其他职能部门。这三个圆在该图的中央形成了一个交集，这个交集部分就是公司的战略决策与领导层，它主要监督整个公司的管理部门，如规划部、预算部、人事公关部等。这三个圆相交形成的这一组织结构图既强调了公司各部门间的独立性，同时也激励各部门之间要相互参与和合作。

很显然，戴维森公司的组织结构非常严密与合理。从他们的组织结构图上可以得知，戴维森公司各部门之间既职责分明，又相互联系。这种组织结构使各职能部门在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中协调发展。

对于统治者来讲，如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是组织方法问题。而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则是策略问题。有了科学的组织方法，有了高明的统治策略，就会实现“大治”了。

宋仁宗景帝年间，天下大旱，全国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朝廷下令各地救荒，并提出了一些所谓有效的救荒办法。当时范仲淹主持杭州事务，而他所在的吴中地区旱情最为严重。他在杭州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救荒措施，但他并没有按照上面说的去做，而是凭自己的想法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

吴地的百姓十分喜欢赛龙舟，范仲淹就放任百姓们龙舟竞渡，并且大力提倡，百姓皆踊跃参加。他还知道吴中的人们爱好做佛事，便在各地召集有钱人，对他们说：“吴中现在发生了饥荒，人们没有饭吃，给他们一点点的恩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你们可以大兴土木修建佛寺。”

富人们见工人的价钱的确因饥荒而变得低廉，又见范仲淹大力支持，于是大肆雇用工人兴建佛寺。范仲淹还新建了一些仓库等建筑，一天要动用上千名劳力。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过了不久，负责监察事务的官员看不惯范仲淹的做法，上奏朝廷，说范仲淹不顾荒政在前，却大兴土木工程，消耗民力财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命人押送范仲淹回京谢罪。

范仲淹于是上书为自己辩解道：“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贫困的人若不给予妥善的安置，他们便会生事。国库钱财有限，而饥民无数，因此只能挖掘富人的钱，让那些有技艺和劳力的人，都能够以此得到公私两方面的报酬而活命，不致因饥荒饿死途中，甚至造反。”

果然这一年，只有杭州发生了饥荒而没有产生叛乱。

范仲淹的确很有政见，他善于组织、控制群众并使他们发挥潜力，然而并没有按照常规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也很善于调动富人的钱财，利用那些富人急功近利的心理，成功地解决了饥民的问题。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

“奇正”的思想也是孙子兵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它体现出一种辩证用兵的思想。同时，这种兵法思想还是一种合理部署兵力、灵活指挥作战的战略战术。作为一般的作战原则，要做到“以正合，以奇胜”，与敌正面作战为正，围剿、包抄为奇；明攻为正，突击、偷袭或采用特殊战法为奇。“正合”是作战的一般规律，而“奇胜”是作战的特殊规律。这两种规律在战争中要辩证运用，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战胜敌人。

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也94年），秦将白起率军攻打韩国的伊阙，韩、魏联合抗秦，以重兵据守伊阙。伊阙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这对秦军大为不利，况且秦军兵力远不及韩、魏联军。因此此战对于秦将来讲，绝非易事。但是韩、魏联军也有劣势，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双方相持不下，不分胜负。次年，白起审时度势，趁韩、魏联军犹豫之时，以偏师设疑阵牵制韩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急攻兵力较弱的魏军。魏军仓促应战，很快瓦解。韩军陷于秦军的两面夹击之中，不战自溃。秦军乘胜追击，歼灭韩军大部，伊阙随之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