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思维方法，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特殊方式，是古代先哲智慧的结晶。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对科学思维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古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都曾经普遍地加以运用。打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我们不难发现：天文学家，借用象数显示星移斗转的周期；历法学家，借用象数描绘阴阳消长、物候变化的节律；医学家、气功师借用象数总括人天统一的节度；乐律学家，借用象数表志律吕损益的法则。古代的治河专家，在统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时，若无精密的象数思维的锻炼，要使工程指挥若定，万无一失，简直是不堪想象的，难怪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专家，多是训练有素的易学家。

七、《周易》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启迪

《周易》在海内外日益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青睐，这不是偶然的。人们意识到它可能给予现代科学方法论以某种有益的启迪。以往的易学家对此是难以想象的。

一部世界科学技术史，向人们显示了一个普遍真理，每一门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都必然同新的科学方法相联系。杰出的科学家们的成功事实表明，他们之所以在科学上作出新的贡献，除了受到当时生产、科学实验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外，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新的科学方法。当前，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已日益提到重要地位。

现代科学方法论，乃是对各门自然科学特殊方法论的概括和总结，它随着特殊方法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现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不但各门自然科学的特殊方法日新月异，而且各特殊方法之间相互渗透、融摄的情况已愈来愈突出。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如模拟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类比方法等，已经超出某一门自然科学而成为各门自然科学通用的方法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人们日益发现，一些现代自然科学通用的方法，往往可以从《周易》哲理和《周易》象数中得到某种启示或者说有某些相通、相似之处。

最早萌发这一意识的，无疑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他在十七世纪末年，发明了“二进制新算术”，即今天电子计算机所用的二进制数学原理。当他看到友人由中国寄给他的《周易》卦象图后，欣喜异常，于1697—1702年间，连续给这位在中国研究《周易》的友人鲍威特·白晋（Bouvet）通信，十分称赞《周易》的奥妙，特别谈到他的二进制算术与中国古代《易图》的关系：“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虽耗费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吧！”（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3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鲍威特送给莱布尼兹的两个易图，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图中含六十四卦方图）。两图均由宋代邵雍所绘，载于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莱布尼兹用二进制算术符号代表（阳爻），用代表（阴爻），正好可以将六十四卦卦象用数码代替。他所说的“完全一致”，就是这个意思。二千多年前承传下来的易卦符号，可以用最新的二进制算术法则加以破译，在人类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世界科学家们的注意。

在当代，《周易》象数对现代科学方法的启迪，突出地反映在量子论的创立者玻尔的认识中。玻尔创造性地提出“原子结构模型”假说，并得到证实。他将自己的卓越创造归功于《周易》太极图的启发，以至对太极图十分崇拜，用太极图设计族徽，以志永恒纪念。玻尔如此崇拜太极图，大概是由于他从太极图中得到常人所不易得到的启示，比如：相对原理，互补原理等。尽管在太极图中这些原理是异常模糊的，未有科学表述，对于一个深思熟虑的科学家，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发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用。

当然，我们不能说《周易》象数本身具有如此神通，可以使科学家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科学家的创造发明，是长期科学实验取得的成果，本与《周易》象数无关。不少科学家崇拜《易图》、太极图，原因何在？这只能说科学家们在费尽千辛万苦而作出重大科学发现与发明之后，力图将自己取得科学成果的科学方法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普遍的法则，这时他们的思维需要而且可能超出专业知识的狭隘圈子，产生思想上的飞跃，力图从抽象思维方法中去寻求帮助，《易图》、太极图正好能发挥其抽象的“宇宙代数学”的特点，给予科学家以某些意外的启示。这种情况，正如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得到地心引力存在的启示，瓦特从茶壶盖受蒸汽冲动而启闭的现象中得到创造活塞引擎的启示一样，具有很大偶然性。

在“《周易》热”蓬勃发展的今天，可以预期古老的中华《易图》所蕴涵的整体观念、系统原理、序列思想、相对原理、对称图式、互补原则、模糊原理、均衡思想、周期循环思想、太极观念等，肯定能够给予世界科学家以更多的新的启示。果真如此，则不唯人类科学发展之福，亦乃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光。

八、《周易》研究的新进展

建国以来，《周易》研究工作不断发展。学者们从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剖析《周易》思想体系，总结易学历史，力图解开千古之谜。1984年初夏，在武汉东湖之滨举行了易学史上的空前盛会——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对三十多年易学研究成果做了大检阅。人们高兴地看到，易学研究引进了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利用了近年考古发掘的新资料，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标志着易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1987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是这一研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周易》研究的新发展，展示在以下诸方面：

关于八卦起源问题。八卦是无字“天书”，其神秘性在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关于它的起源，言人人殊。郭沫若认为“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先有文字，后经改变方位、减省笔画而成八卦。冯友兰认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有节和无节两种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认为阴爻和阳爻象征古代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古人用结绳方法记录占筮之数，后来衍化为八卦。诸种假说均缺乏文物验证。1980年，张政烺提出一种新假说：八卦由古代数卜记录符号演化而来。他分析了陕西岐山出土的周原卜甲、安徽阜阳出土的双古堆汉墓《周易》残简、湖北江陵天星观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卜筮残简上面的大量奇异数字，肯定那些奇异数字都是筮数记录符号，先有一、五、六、七、八、九等字，逐渐省为一、六、七、八四字，最后省为一、六二字。如以阳爻（）代替一，以阴爻（）代替六，即成八卦。这一发现对探讨八卦起源，筮数同卦象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

关于《易经》成书年代。多年的探讨，形成三派观点。郭沫若答李镜池书，主张春秋战国说，认为西周金文中无八卦痕迹，乾坤等字古书中很晚才出现，妇女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念已见于《易经》，足见《易经》不会早于春秋时期。张岱年认为《易经》成书于西周初年，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等，都是商及西周初年的故事，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未见引用，故其成书不应晚于成王时代。萧萐父认为《易经》乃殷周之际作品，其卦爻辞乃从古代筮辞中筛选而来，《易经》乃供占筮用的简明定本，殷周之际已编纂成书。

关于《易经》《易传》的性质。有人认为《易经》只是占筮之书，够不上思想体系，只个别卦爻辞可以分析出哲学观点。有人认为《易经》不应称为占筮之书，它有严整的思想体系，从来就是古代哲理著作。《易传》是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人所公认。关于它的哲学性质，认识却大有分歧。有的认为，它是唯物主义宇宙观，有的认为它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冯友兰认为：《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它一讲“流行”，二讲“对待”。若加上一个原则，就是“发展”，这样便可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辩证的宇宙代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