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乘玉辂其冠服如图画间星官之服工头冠皆北珠装结用顶通天冠（又

驾乘玉辂其，冠服如图画间星官之服工，头冠皆北珠装结用，顶通天冠（又谓之“卷云冠”），服绛袍本。执元圭令。其玉辂，顶皆缕金大莲叶攒簇，四柱、栏槛镂玉盘花龙凤北，驾以四马到，后出旗、常有。辂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从官傍立，谓之“执绥”，以备顾问⑨。挟辂卫士，皆裹黑漆团顶无脚幞头，着黄生色宽衫、青窄衬衫、青袴，系以锦绳⑩。辂后四人，擎行马?。前有朝服二人，执笏面辂倒行。

其玉辂：天子五辂之一，以玉为饰。宋代南郊大礼中，皇帝自太庙诣郊，乘玉辂。北宋一朝所用“玉辂，自唐显庆中传之，号‘显庆辂’”，唐高宗、武后、唐玄宗与宋真宗，曾经乘坐此车，“三至岱宗，一至崧高”（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本朝玉辂，乃隋朝所造，唐显德中尝修之（按，显德疑为武德）。凡三到泰山，故张芸叟《郊祀庆成》诗云：‘大裘依古制，玉辂自隋传。’”古人认为“玉辂”本为商代的“大辂”，以“黄屋左纛”形容之，即黄色车盖、车衡左边或左上插犛牛尾或雉尾饰物（后改为旗）。但是据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宋朝所继承的玉辂，以青玉为饰，“盖自隋暨唐，讹而为青，疑以谓玉色为青苍，此因循缪尔”；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礼制局曾经建议“改尚黄”，徽宗说：“朕乘此辂郊，而天真为之见时青色也，不可易以黄。”于是“有司遂不敢更”。北宋南郊大礼中，皇帝先要从皇宫前往太庙祭祖，然后前往斋宫。北宋早期历史上，前往太庙也乘玉辂。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以《周礼》“大驭，掌驭玉辂以祀”，认为郊祀才能乘坐玉辂，因而改为先乘金辂诣太庙，太庙仪式结束，才乘玉辂诣南郊（《宋史·仪卫志三》），孟元老此处特意指出皇帝由皇宫前往景灵宫和太庙，即“驾乘玉辂”，原因待考。关于这辆岁久年深、见过世面的“老爷车”，“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宋人流传着不少神异故事，归结起来就是“必须走在最前面”，“四五百岁坚持不下岗”，“皇帝试图更换就会登遐（驾崩）”。靖康之难中，玉辂被送给金人，蔡絛还说“地远不得闻厥详”，不知“旧辂能神否也”。两宋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石林燕语》、庞元英《文昌杂录》亦有类似记载。

工冠服如图画间星官之服：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将天上的恒星分为若干组，每组各有名称，这种恒星组合称为“星官”，组成“三垣二十八宿”这样的星空体系。“三垣”包括紫微垣、太微垣与天市垣，其中紫微垣为象征帝王的北极星所在天区，有“七斗九星”等星宿（即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依次名为天枢星、天璇星、天玑星、天权星、玉衡星、开阳星、瑶光星，洞明星、隐元星）。“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即东方青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各有七星。据《宋史·徽宗本纪四》，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下诏将其所绘《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颁行天下，孟元老所谓“图画”应即指此，为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之人所熟悉。今日本宝严寺藏有宋人所画《北斗九星图》，应属这一题材的图画。

用北珠：产于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流域的一种淡水珍珠，比一般珍珠晶莹透澈、圆润巨大。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北珠美者，大如弹子，小者若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每八月望，月如昼，则珠必大熟。乃以十月方采取珠蚌。而北方冱寒，九十月则坚冰厚已盈尺矣。凿冰没水而捕之，人以为病焉。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达官贵人崇尚这种来自东北的珍珠，称之为“北珠”，“在宣和间，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宋史·梁子美列传》载：徽宗崇宁四年（1103），梁子美任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从辽朝购买北珠进贡，诸路漕臣仿效，争进“羡余”。而北珠出自女真生活的东北一带，辽国人始欲禁绝，或曰：“中国倾府库以事无用之物，此为我利，而中国可困矣。”契丹人遂凌虐女真人，迫其捕海东青以求北珠，女真不胜其求，遂叛。时人以为北宋与辽的灭国之祸，源于北珠之求（参南宋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装结：此指装饰。

本顶通天冠（又谓之“卷云冠”），服绛袍：即通天冠服，在宋代是仅次于冕服的皇帝官服。据《政和五礼新仪》：“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高一尺，广一尺，犀簪导，朱丝组带为缨。绛纱袍，织成云龙，皂罗褾襈，红罗为里。……大祭祀致斋、诣景灵宫、太庙行宫礼毕还宫，元正、冬至大朝会，临轩册命皇后、皇太子、诸王、大臣，亲耕籍田，服之。”宋代教坊乐队的女弟子队中有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宋史·乐志十七》），宋代官方礼书及史志中未见以“卷云冠”称通天冠之例，推测孟元老采用了民间俗称。

令元圭：应指徽宗政和二年（1112）宦者谭稹所献玄圭，因宋朝讳“玄”而称“元圭”，“其制，两旁刻十二山，若古山尊。上锐下方，上有雷雨之文，下无瑑饰。外黑内赤。中一小好，可容指，其长尺有二寸”。阿谀奉承的大臣告诉徽宗说，“周王执镇圭，缘饰以四镇之山；其中有好，为受组之地；其长尺有二寸，周人仿古为之，而王执以镇四方也”。徽宗以之为安定四方的祥瑞，“乃以是岁冬御大庆殿受圭焉”，并于次年下诏，用这块“元圭”代替北宋先王传下来的“镇圭”，冬祀时执于手中，永为定制（《宋史·舆服志三》）。在此，需要补述北宋南郊大礼中“圭”的使用情况。圭是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所执玉器，《周易》说“告公用圭”，注：“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圭的含义、名称、形制以及具体应用场合，历代说法不一，即北宋一朝亦颇多变化。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首行南郊大礼，“乘玉辂，执镇圭，赴景灵宫及太庙、青城，皆乘辂执圭”，其圭名为“镇圭”，依据的是《周礼》“王执镇圭”注“祭天地宗庙及朝日、夕月，则执之”。至神宗元丰三年（1080）五月，以“郊庙之礼，有镇圭而无大圭，于礼为阙”，于“镇圭”之外又增“大圭”（内赤外黑，长三尺，皇帝祀天时插在腰带上），然而规定“乘辂不执圭，还内御大辇亦如之”，此即为“元丰新礼”中的规定。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以为这种“圆首前诎”形制的大圭“于礼未合”，仿“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长尺二寸，其厚以镇圭为约”。宋徽宗得到元圭后，政和三年（1113）下诏：“先王以类而求祀：圜丘，以象形；苍玉，以象色；冬日以至，取其时；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体其道。天玄而地黄，今大圭内赤外黑，于以体之。冬祀可搢大圭，执玄圭，永为定制。”（《宋史·舆服志三》）孟元老此处所记“执元圭”，正是见证宋徽宗改变祖制、永为定制的时刻。